杨朔的小说《三千里江山》写成于1952年6月，当时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志愿军战士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钢铁般的意志，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作者杨朔当时的身份是《人民日报》特约记者，随着中国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一起行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小说中他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艺术地再现了艰苦卓绝的历史场景中林林总总的英雄群像，抒发了自己滚烫的爱国之情，形成了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

　　隔着近70年的时间跨度重新进入小说的文本世界，首先打动读者的是那个伟大时代的精神感召力量和广大民众以国为家的革命担当，小说在对比叙事中把这种“舍小家、为国家”的情怀表现得自然流畅。老铁路工人姚长庚在伪满时期受尽了压迫，两个儿子被日本鬼子抓去做了窑工死在外面，他整天苦着一张脸;共产党一来，他像脱胎换骨变了个人，积极投入到保障铁路线畅通的工作中去。援朝大队的大队长武震战斗半生中年得子，命令一来他立即离别家人慷慨赴任。话务员姚志兰本来准备在十月革命节与爱人结婚，这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为了参军她果断推迟了婚礼，与爱人双双报名入朝。火车司机吴天宝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咬着牙把火车开到目的地，牺牲前留给爱人的遗言竟然是“把爱我的心情，去爱祖国吧”。新中国成立初期，经历过浴火重生的中国人民无比珍视刚刚获得的幸福生活，在他们看来，“有国才有家”绝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而是再简单不过的生活经验。如果自己不挺身而出，侵略者就会“像日本鬼子一样再次从鸭绿江打过来奴役我们”，所以抗美援朝是每个人的事情。小说《三千里江山》彰显出来的革命担当，不是属于少数人，而是属于那个英雄的时代。

　　小说离不开情节，情节离不开矛盾冲突。《三千里江山》在淋漓尽致地展示那个勇于担当的时代精神的同时，并没有完全遮蔽历史场景中不和谐的声音，为此，小说设置了落后人物郑超人这个角色。这是一个害有恐美病的知识分子形象，他的消极言行在当时有着一定的典型性。他的诸多不和谐的言行受到了武震、姚长庚、姚志兰、吴天宝、车长杰等英雄群体的批评，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矛盾冲突，而这一落后人物形象最终的转变再次印证了那个伟大时代的精神磁力。

　　从文艺形态上看，《三千里江山》不属于典型的小说，而更像一篇情感炽热的抒情散文。作家处身于志愿军这个英雄的集体，耳闻目睹了无数的感人事迹，唯恐自己的笔力不逮而辜负了那个伟大的时代：“我写着写着，感到自豪，自豪于我们有这样的人民;我也苦恼，深深地苦恼，苦恼于我的笔太笨，表现不出我们人民的英雄性格。”这种浓郁炽烈的主体情感喷吐而出，必然携带着强大的冲击力，一泻汪洋，有时流向了抒情性极强的叙述语言：“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正义，爱和平。为了这种爱，他们牺牲了个人的幸福，个人的爱情……有些同志甚而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世界上还有比这种爱更伟大的吗?”作者的这股情感脉流有时甚至通过人物内心独白表达出来：“祖国啊，为了你，我有什么值得保留的——就是生命也可以献呀!”作者像这样随意挥洒的爱国情感，在文中俯拾皆是。

　　跨越时间的长河，今天的我们想要全面理解那个伟大时代的精神内核，必须回到问题的原点，即这种时代精神赖以生成的时代语境中去感受和体验。少年时代的杨朔随长辈在哈尔滨求学谋生，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返回关内;抗战时期随八路军转战南北，之后在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长期的颠沛流离和历史的沧桑巨变激发了作家对党对新中国诚挚的爱心，也使其成为那个时代红色诗情的倾诉者。

　　曾几何时，红色诗情激荡着几代中国人的心;今天，向着历史高点冲刺、文化自信满满的中国人回头望去，发现红色诗情支撑的艰难岁月，依然是我们当下的中国人不竭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