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没有上过学，但我认为，他并不能算没有文化，他为人处世的智慧就体现着一定的文化。

　　父亲当了20多年生产队长，他领导传统农业生产很有一套。

　　春播之前，先安排妇女抓紧时间磨面，播种期一到，牛全部耕地，就不允许磨面用牛了。可有些人口多的人家，总等不到播种完毕，我家就是其中之一。父亲不声不响，带着我们人推磨，其他社员也就不说什么了。秋收时，他反季节运作。先带着社员把玉米砍倒，每块地里都堆放几大堆。接着让群众上山挖黑土往地里送。天冻了，黑土挖不动了，才去掰玉米。有些人不理解，问他。他说，砍倒玉米压在一起不怕秋风把叶子刮掉，保证牲口有草吃;抓紧上冻之前挖黑土积肥，两不误。下乡干部拍着他的肩膀说：“行家!”

　　还说掰玉米。为了保证又好又快，父亲做了两项准备工作。一是提前估分。根据玉米堆的大小评估工分多少，写在一个随手制作的短荆条上，插在玉米堆上，明码标价，大家掰完玉米凭木条记工分;二是挑选几个老年人“翻堆”，查出有遗漏的要扣工分。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小段包工的做法，这种做法促进了生产，但父亲却因此受过害。

　　父亲的智慧多有体现。

　　有一年腊月过半，生产队放假，让社员自己烧木炭，挣点过年的钱。其他人都抢先“占了山”，父亲没有地方下斧。他领着我们来到一个木炭窑前，不声不响地帮人家装窑、点窑、出窑、扛柴。一连几天，对方看出他的心事，主动让出了一片山地，我们也烧了几窑木炭，卖了几百元钱。

　　最让我们感动的是父亲宽阔的胸襟。

　　改革开放之初土地下户时，国家的政策是大稳定小调整，到了基层却调整频繁。不管自己分到的地是肥是瘦，父亲都坚持修整。不少人对他说：“你修好了明年一调整可能就不是你的了。”他说：“不管分给谁，都是咱村的。”分给了和他一样勤苦的人，他说，这地又遇到好主儿了;分给比较懒惰的人，他说，你不管地就是不管你的粮囤。

　　我们村有一套红白大事设席摆宴用的家具，还有一个轮流管理这些家具的规矩。特殊年代，一切乱了套，家具到了我家轮不动了。终于熬过大乱，人们开始清理家具，丢了坏了，都得管理者赔。父亲通通认赔，赔了个不亦乐乎。其中有一个尺八笼盖，只是裂了一条似有似无的细缝缝，多年来一直用着。但个别人咬住要叫赔，多数人不吭声。不吭声就是默许，也赔了钱。村里用我父亲赔的钱买了一个新笼盖，旧笼盖自然归我家。岂不知，新笼盖和旧笼圈不很配套，盖不严，走气儿，蒸馍不熟，笼馍不热;盖不稳，稍不留神就溜下来了。它溜下来不说，还产生连锁反应，连累得好几节笼圈翻了锅。谁家过事都因此遭殃，人们骂骂咧咧，也不知是骂谁。又到一家嫁女时。负责笼馍的人眉头皱得成了疙瘩，似问非问地说：“还不如用旧笼盖吧。”有人立即回怼：“你张得开嘴吗，当年非要叫人家赔，现在想起来啦!”还有人说：“人家就是摔在石头上听个响儿，也不会叫你用的!”别人只是说说而已，真正着急的是东家。看他着急，另有人鼓励说：“试试么。”岂不知，一开口，父亲就答应了。他说：“拿去用呀，放着也是放着。”谁也没有想到，事情竟会这样的简单。从此，那个笼盖又归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