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书籍的宝库，图书馆和作家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博尔赫斯曾在图书馆里加冕为“拉丁美洲小说之父”，而在纽约市皇后区公共图书馆，他的忠实读者张宗子也在文学的天堂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旅美作家是他身上鲜明的标签。张宗子在20世纪80年代自费赴美留学，曾在纽约侨报工作10多年，任编译和编辑，而后进入图书馆工作。旅美经历馈赠张宗子以丰富的写作素材，这反映在他的自选集《时光的忧伤》中。他在书中解读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在叶芝对女性的神化和颂扬中品味其对茅德·冈“甘愿沉溺”的爱;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里看见自己一如既往的幼稚梦想……他会反复聆听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让耳朵在里赫特、吉列尔斯、巴克豪斯等艺术家们倾情演奏的不同风味的琴声中流浪，西方文明的基因已深深嵌入他文字的染色体里。

　　但正所谓，独在异乡为异客，张宗子对生活了多年的纽约，情感上始终夹杂着“客”的色彩。在《关于纽约的几个片段》中，他用“格格不入”作为最后一章的题目。自由女神像、哥伦布圆环、第五大道的夜晚，在他的眼中，要么是丑陋的，要么是令人失望至极的，他产生不了眷恋与爱屋及乌的情愫，相反，他把自己对纽约的印象形容为“无动于衷”。

　　我想，这份疏离感的根源，在于他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虔诚与热爱。张宗子曾为他的另一本书自序，题目是《传统是无限的自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豁达、宁静和浪漫给予他极大的滋养，让他的文字总是缱绻着浓淡相宜的书卷气。这本《时光的忧伤》里，他写沈从文，写苏东坡，写杜甫，也写《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游西湖，民间传说中的伥鬼、夜叉。在《一辣解千愁》中，他说：“我的热爱从不狂乱和痴迷……它淡然，随和，若有若无，时隐时现，简单但却持久，宁静但却固执。”这份骨子里的优雅和从容，不正是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最深厚的福祉吗?张宗子说，与庄子对谈是他一生的消遣。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对另一种自由(自由女神像)糟糕的印象了。

　　不过，在张宗子的笔下，中西文化并不是油水分离般完全对立的，它们统一于张宗子思想的脉动中，在灵感迸发时便信手拈来，于是道教和禅宗的白云悠悠地飘过了纽约林肯中心和时报广场。在《昔游》里，张宗子从李白杜甫的遇合写到伍迪·爱伦的《午夜巴黎》，又回到高适李白杜甫身上，写天才、稳健派和苦吟派的区别，继而联想到天才的贝多芬和严谨刚正的勃拉姆斯，正像是李白与杜甫。最后，又从勃拉姆斯脾气、性格的古怪想到孔子与温伯雪子相见后，不发一言的典故，因为“至情至性之人，必有世俗难解之所为”。张宗子在序言里说，读诗和写诗的经历让他的思维和文字都变得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在他跳动的思绪间，东西方的文化底蕴各抽出一条线，共同织成双色的魔毯，带领读者穿越了时间，跨越了地域，真正领略到了文学中以游无穷者的自由。

　　除了仰观宇宙之大，张宗子也俯察品类之盛。他在书中写道：“人把理想和情感寄托于世上的微小事物，这事物因此从自然中超脱出来，进入人类的文化和审美世界。”作家的自觉让张宗子追随着灵魂深处的触动，成了这些将个人美好情感客观化的人中的一员。他写葡萄，写蜡梅，写忍冬，写郁金香，在一件件微小的事物里，抵达了远超想象力和文字表现力的辽阔的世界。这是唐诗宋词教会他的魔法吧，在比兴之间，完成了对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的观照。

　　张宗子在《虎耳草》中写道：“花的背后，是一个仿佛出自《楚辞》或者南朝民歌中的理想人物，长发素足，倏然而至，倏然而逝。”那么，喝着咖啡，吃着松饼，读着《芬尼根》的张宗子，和一张口，衔住一枚刺槐花骨朵的张宗子，各是什么形象呢?

　　应当都是宁静、安适、自在，透露着隐隐约约的超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