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民政府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汉口成立，中国共产党对救护总队十分重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出面与救护总队建立联系。在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的支持下，“武汉八办”在救护总队内成立了中共红十字会支部，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徐特立等分别致电或协调救护总队，请求红十字医疗队前往八路军、新四军军中开展战地救护，呼吁红十字等国际组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医药器械等物资援助。

　　从1938年起，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先后派出六批医疗队，前往共产党领导的太行抗日根据地开展战地救护。

　　1938年1月，救护总队派出加美援华医疗队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开展医疗救护;1938年8月，派出印度援华医疗队前往晋察冀和太行山根据地开展战地救护。1939年1月至1940年初，派出第13、第61医疗队组成第10中队前往八路军总部野战医院开展医疗救护。1939年至1945年，派出部分“西班牙医生”前往太行根据地开展医疗服务。1939年冬，派出第7、第40、第56医疗队前往晋绥抗日根据地开展战场救护。1940年至1942年，派出第一大队前往太行山南部林县一带开展医疗救护。

　　与其他战区不同，由于太行山山高路险，医疗队不得不购买数百头骡马组成骡马队，用来驮运医疗器械、药品敷料等物。加美援华医疗队白求恩大夫还在马驮的基础上改造成“卢沟桥”药驮。自此，穿行在千山万壑、遍插红十字旗帜的骡马队，成为太行山上一道动人的风景线。

　　在太行根据地战地救护的日日夜夜，红十字人渐渐地被这里自由民主、平等友爱的人文环境所吸引。这里官民平等，八路军与驻地百姓相处融洽，政治民主，婚姻自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为人民服务的社会风气，与国统区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批红十字人下太行，又一批红十字人上太行，越来越多的红十字人深深地爱上太行山。

　　上海红十字煤业救护队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帮助下，100余人就地集体加入新四军。之后，一部分人转战太行山，帮助八路军开展战场救护，其中20多人光荣牺牲。

　　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医师金茂岳来到延安帮助工作，他感受到这里的工作氛围与大后方截然不同。他不仅称赞延安是“圣经上说的天堂”，而且还改变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经他接生的新生儿多达3000余人，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女儿李讷、贺龙的儿子贺鹏飞、陈云的女儿陈伟力等，金茂岳被誉为“红都名医”。

　　年仅16岁的红十字会第13医疗队医护周惠成，曾在淞沪战争救护中被敌机击中，左腿截肢。走到西安时大量吐血，不得不留下治疗。总队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劝他留在后方医院工作。但他说：“爬，我也要爬到太行山。”身体稍一好转，他就独自一人靠着一条腿，绕过日军的封锁线，翻越中条山、太行山，赶到山西省沁县八路军野战医院工作。1941年，周惠成旧伤复发，牺牲在太行山上。

　　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哪里有战争，哪里就飘扬着红十字的旗帜。特别是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组建大小医疗队150个，医务人员3420人，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有20多支医疗队奔赴延安、太行、太岳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协助八路军、新四军为伤病员及群众服务。据统计，从1938年1月至1945年10月，救护总队共进行手术11.9万例，培养医护人员近万人。其中荣独山、汤蠡舟、周寿恺、张涤生、屠开元、金茂岳等很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医学界的泰斗。

　　在中国红十字会档案中，有一份追思录，记载了殉职员工和积劳病故者114人。地方红十字会在抗战救护中还有多少人献出生命，不得而知。加上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抗战救护而牺牲的外籍红十字人士，如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英国医生高田宜等，约有数百人。让我们记住他们，记住他们的业绩，以及他们的名字。

　　还有一些红十字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好在太行山上的连翘花，每年都为他们盛开……